万物有灵且美

　　——记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留英归国学者高福教授

　　高福，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微生物科学院院士、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外籍院士、中国科学院大学医学院院长、牛津大学访问教授。他于1991年赴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在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等院校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并在牛津大学任讲师、带博士、建实验室。2004年回国，主要从事病原微生物跨宿主传播、感染机制与宿主细胞免疫研究以及公共卫生政策与全球健康策略研究。他站在科研第一线，尤其在埃博拉病毒、H7N9 禽流感病毒、新型冠状病毒、新型蝙蝠流感病毒等方面的研究著有建树，发表了众多前沿成果，其中在SCI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380余篇（包括Cell, Nature, Science, Lancet, NEJM, NSMB, PNAS, PLoS Pathogens, Immunity等）。2003年他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2005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先后主持多项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任“973”项目首席科学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创新研究群体”项目负责人。

　　2014年是埃博拉猖獗的一年。9月17日凌晨1时，在中国疾控中心赴塞拉利昂移动实验室检测队的航班上，一位敢于主动奔赴前线的院士正在给乘务员们开启一堂生动的普及埃博拉知识的课堂。而另一个时间，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这一方安静的天地里，一位院士正笔耕不辍地潜心研究——“他是整个所里最努力工作、最忙、最辛苦的人，几乎全年无休”。当《阿凡达》在北京电影院刚上映时，那里也出现了这位院士的身影。紧跟社会与文化，使得这位特别的院士的言语尤为风趣幽默……

　　七分完美，三分幽默。这位从伦敦雾雨、英伦风情中走回来的中国科学家，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囊获无数奖项，手捧无数奖杯，依旧虚怀若谷，不改对世界纯朴的好奇心。在他所研究的微生物学和医学领域里，万物平等，都遵循着科学世界里不变的法则。

　　知识改变命运

　　高福于1961年11月出生于山西省应县。小时候他的家境并不富裕，父母供养着六个孩子，其艰辛难以言表。高福的父亲原本想着儿子在当地做个油漆工，就很满足了。没料到的是，高福刻苦学习通过了高考。当时，一份每月40元左右工资的银行工作和商品粮户口摆在这个家庭的面前，毫无疑问具有更大的诱惑力。但高福的父母将那一代对于知识的渴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做出了让他继续念大学的决定。“不但不让我这个长子出去赚钱贴补家用，还拿出钱来供我上学，回想起来，我的父母能在所受教育如此薄弱的情况下，做这种决定是多么的难能可贵，我非常感激他们，他们始终相信知识改变命运”，高福回忆往昔，如此说道。或许就是这样一种源于对知识的渴望，一种对未来的积极乐观期待，奠定了高福一生对科研不懈追求、乐活人生的态度。

　　1979年，高福站在了山西农业大学的校门前。由于高考失利，未能取得最佳成绩，他与梦寐中的清华、北大失之交臂。尽管一开始被不熟悉的畜牧兽医系录取，而不是一心向往的物理系，他还是根据实际情况，稳定好心态，积极做好将来的打算，很快做出了更理性的选择——改学传染病学专业。

　　不仅如此，他还利用课外时间大量自学英语和扩展课外知识。在小县城长大的高福，18岁前并没有接触过英语，因此英语学习对于他而言，算是一进大学校门后便需直面相迎的最大挑战。为了提高词汇量，他甚至背过字典。最后，从单词量到语法，再到发音，高福的英文基础逐渐扎实。在大学期间，他还大量阅读课外书籍，比如路易·巴斯德等微生物界知名学者的传记，再如政界和社会名人的传记《撒切尔传》、《林徽因传》、《梁思成传》等等，这些都给了他很大的启迪和激励。高福回忆说：“我觉得读名人传记的好处在于能够节省时间，因为这些传记记录了一类人或是某一个学科的发展历程。读一本这样的传纪，就可以把这一类人或这个学科读明白。”曾担任福特汽车公司总裁的李·艾柯卡在20世纪80年代以及90年代初，一度成为美国商业偶像第一人。高福说，“我把他的传记Excellence读了好几遍。读了以后，我相信人是从失败中成长的。”

　　书籍使高福对人生有了更深的看法，读书使他学会了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制定自己的人生目标。改变自己的命运，过更有意义的人生成为他不断追求的理念。

　　梅花香自苦寒来。1983年高福成功考入北京农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在北京农大期间，恰逢改革开放政策下我国掀起一股“出国热”浪潮，高福认定，“做传染病病原微生物研究，必须想办法出国学习。”

　　他想尽一切办法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大学时，学校有美国人当外教。但我的英语水平不好，没有选进‘小灶班’。我就厚着脸皮往里挤，坐在犄角旮旯里。”有时候，高福也会被别人轰出来，“轰出来就轰出来，下回接着去，就是为了提高英语。”下课后，外教通常会与学生交流，高福当然不会错过这个好机会，他诙谐地说道，“我厚着脸皮往跟前凑凑，试试英语管不管用。”

　　功夫不负有心人。1991年，他收到了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获得中英友好奖学金，作为公派生进入世界著名学府牛津大学，攻读生物化学系博士学位。

　　游学欧美，厚积薄发

　　高福在北京农业大学硕士毕业后，因成绩优异而被留校担任老师。他平时一边忙于教学，一边积极申请出国留学机会。当时，申请中英友好奖学金的竞争十分激烈，先从各个单位进行选拔，再通过国内的笔试，最后还有英国方面的英语考试。同时，申请这个奖学金的限制条件比较多，其中有一项是年龄不能超过30岁。功夫不负有心人。1991年，他收到了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他获得了中英友好奖学金，作为公派生进入世界著名学府牛津大学攻读生物化学系博士学位。高福显然很幸运。他28岁申请，29岁时被选上，1991年出国时正好30岁，算是踩着点过去了。

　　高福的游学生涯由“四个三”阶段组成，在国外一共待了13年。1991年起，他先是在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为时三年,毕业后赴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学习研究三个月。然后，他拿到英国的工作签证，返回牛津大学在分子医学研究院做了三年的博士后研究。之后，前往美国哈佛大学，继续做了三年的博士后研究。最后，他又回到牛津大学当老师。

　　高福在哈佛大学读博士后的时候已快40岁了，两个导师要求十分严格，一把年纪的他经常被训得抬不起头。但高福善于反思，他认为根本原因终究是自己做得不够好，所以他不断提醒自己进步、进步、再进步。

　　事实上，正是这样的经历造就了高福的成功，使他时时刻刻要求自己严谨、科学，追求“完美”。他说：“我希望从我这里拿出去的东西总是perfect（完美）的，即使存在瑕疵，也是因为我不知情，而不是我懒得改而造成的。”当提到在国外游学多年最大的收获时，他说道：“英国人民无论做什么都非常认真。我之前做事就比较细致，在他们的影响下，我变得更加严谨，这就是我在英国生活十几年的最大收获。这也正是我们所缺乏的。很多时候我发现，不少人，包括我带过的学生，觉得能应付就应付，总之先混过去再说，这表明了一种生活态度，我不相信持这种态度的人会获得成功。”

　　精益求精的人生态度，给他带来了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2004年，高福成功竞聘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职务，这位一直在外游历的人才归国了。当时，就他的研究方向来看，中国的舞台比国外的更大。在国际上虽有众多的课题支持他的科研，但在国内，他获得了比国外更好的发展条件。最为奇巧的是，他也因此赶上了H5N1和H7N9等禽流感病毒的研究机遇。

　　从此，高福在国内进行科研工作的又一人生序幕拉开了。

　　科研强人的科技外交

　　在许多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高福的名字近年来总是频繁地进入公众的视线。从为百姓谋福祉到为国家进行科技友好交流，高福的工作充满了激情与乐趣。

　　在2005年人感染“猪链球菌”、2009大流感流行、2013禽流感病毒H7N9以及2014年H10N8感染人等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高福总是在第一时间带领团队开展相关研究，控制疫情，并在国际顶尖学术刊物及时报道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他说：“作为一名科研人员，除了把病控制好，我们还要看到它的科学价值。我们不是为了发文章而发文章，我们要做顶天立地的工作。”

　　在高福看来，“立地”就是把病控制好，让老百姓放心；“顶天”就是把工作进行总结，让全世界人民了解这个东西。“因为很多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都没有遇到过SARS、H5N1、H7N9，所以我们要把研究的内容上升为理论写出去，让全世界人民共享我们的信息。”这也是国外的科学家也能对在我国发现的 H7N9禽流感病毒进行研究的原因。

　　高福还呼吁，为了我们的国家利益，应该去建立海外传染病研究中心，尤其是在科研水平落后的非洲，因为非洲有很多中国公民，我们的科研工作也应该对他们的生命安全负责。正如他所呼吁的，他也积极付诸于行动。2014年，高福赶赴埃博拉第一线塞拉利昂，帮助当地人民开展埃博拉出血热检测工作。高福是该检测队的负责人，在这批人中，他的年纪最大，本可申请不去，但他说：“我是疾控中心副主任，分管传染病这块，我必须要去，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在塞拉利昂的两个月里，高福带领的检测队累计监测血液样本1635份，收治留观病例274例。他们的工作不仅极大地帮助了塞拉利昂人民，也为控制埃博拉疫情的蔓延做出了巨大贡献。每当做实验时，他都会陪着年轻人一起动手，这无形中对同事们起到一定的镇定作用。2014年10月29日，正在西非抗击埃博拉的“战斗”前线，高福被推荐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目前，高福的团队中有来自多个国家、不同肤色的研究人员。尽管中日关系近年来时有摩擦，但他仍希望两国科技界人士携手合作，从科技交流开始，逐渐从民间扭转两个民族间的“互不喜欢”之态。言必行，行必果。温家宝总理2007年访日时，在日本国会发表题为《为了友谊与合作》的演讲，指出：“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尽管经历过风雨和曲折，但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根基，如同泰山和富士山一样不可动摇。”在高福看来，中日关系会如温总理所期待的那样，积极向前发展。如今，在中科院内，矗立着两块分别来自泰山和富士山的石头，昭示着他内心对于中日科学家通过科技上的紧密联系，来促进两国人民友好交流与和平发展的期望，其中左边泰山石上刻有中科院院长路甬祥院士的题词“宁静致远”，右边的富士山石上刻着东京大学前校长有马朗人的题词“格物致知”。这两块石头在园区的“落户”高福花费了很大的心血。高福院士的积极努力和美好期望，也得到了日本方面的肯定。2015年1月20日，日本驻华大使馆举行了日本外务大臣表彰奖颁奖仪式，鉴于高福院士与日本东京大学的长期科研合作，授予其2015年度日本外务大臣表彰奖。

　　严于律己，求是创新

　　高福的业余爱好是广交朋友。和朋友聊天，让他感到放松。不仅如此，他还善于通过与别人的谈话，整理信息、吸取有益的知识和想法。此外，他还喜欢看自己发表过的科研成果。他把它们都放在自己的床头、办公桌上，有空会翻来再读很长的时间。有时，这位科研达人会半躺在椅子上，自我欣赏以往文稿中写得不错的一段话或是设计巧妙的一个实验，自我陶醉一番；但更多时，他会反思换个角度是否会更有启发，或是实验的设计是否还有改进之处。在他看来，科研需要持之以恒的坚定与热情，如果是自己所热爱和向往的事业，那么从中便永远能体会到欢喜，享受到轻松。

　　为此，高福一直强调从事科学研究兴趣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兴趣驱使很重要。不喜欢做的事情，哪怕付出一丁点，都会觉得辛苦；喜欢做的事情，通宵达旦，也未必觉得辛苦。他自己热爱科研，因此也就从来不觉得科研是一件让他觉得累或枯燥的事情。相反，他一直觉得搞科研充满着乐趣。每次他的科研都是按照预先设计的科学步骤进行，不管最终结果是yes还是no，他都感到欣喜。因为若得到的结果是yes，那就证明了自己的猜想；若结果与自己的设想不同，则反而更有探索的必要，需要去探问为什么设想与结果会不同呢。这种好奇心与兴奋的感受，给他带去的是不亚于实验成功的乐趣。

　　科学是无数次的失败换来一次成功。他说：“今天你们看见我又在《科学》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却不知道背后我可能已被拒绝过99次。做科研就像打仗，一个山头没攻下，大家商量商量再攻，只有这种心态才能搞好科研，不然丢一个山头就苦着脸，那下一个山头也肯定打不回来。”这也是提醒新一代青年们在从事科研工作时，一定要保证充足的激情和求知欲，这才是激发创新源源不断的动力。

　　激情与求知欲让高福在创新道路上越走越远。“做不一样的科学”，这既是他的目标，也是他工作心态的写照。“科学是求异，是找不一样的东西，而技术是求同”。高福用正坐着的椅子向我们举例道：“比如这个椅子坐得挺舒服，要想改进就变成科学了。你我做得一样叫技术，咱俩做得不一样才叫科学”。“因为我对解决未知的问题感兴趣，所以对科学感兴趣。到今天我还相信，科学解决的是人类未知的东西。”挖掘不一样的东西，才能促进科学的发展与进步。

　　当谈到目前国内科学界时有造假现象出现时，高福表示十分担忧，他以留学英美的经历举例，指出做科研一定要沉下心来，不能浮躁失真，同时强调科研人员要养成“批判性思维”——在科研中，不能保留过分谦虚和讲人情的一面。在他看来，学生不敢批评老师，老师不敢批评同事的现象，是有碍科学发展的。在论文评阅上，西方人讲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高福认为这种文化也是我国科技界和高校应该学习的。“咱们是朋友，明知你评阅我的论文，你不告诉我，我也不会问。这样该指出的问题就指出，论文评阅是帮你把关，不让你犯错误。”高福时常说道，“发表的论文有问题自己没看出来，评阅人也没看出来，那就傻了。白纸黑字，印上去就涂不掉了。科学活的是‘脸’，没脸还活什么？”他不断告诫自己的学生：“科技是最不应造假的。造假了你还怎么活啊，你以后发了文章，大家都不看，就你自己看”。在科研和人才培养道路上，高福将是非分得清清楚楚，并不时提醒年轻学子注意学习英美科研成功之道。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桃李不言，下自成蹊。